APEC“中国年”重塑全球化叙事|apec|亚太经济
2026 APEC“中国年”被赋予了更复杂的现实意义，其或许并不在于会议将达成多少共识，而在于它能否在分化加深的国际环境中，重新证明开放、互联与合作仍然具有现实可行性。
世界再次进入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“中国时间”。
5月22日上午，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序幕。
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。但与2001年和2014年所处的全球环境相比，这一次的背景已截然不同。
彼时的世界仍沉浸在全球化加速扩张的惯性之中，而今天，关税壁垒回潮、供应链体系重组、大国战略竞争外溢，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。
推动亚太增长的传统引擎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。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、人工智能（AI）竞赛升级、绿色产业成为新的国家竞争高地、“效率优先”的全球供应链模式正逐渐让位于“安全优先”的经济逻辑……亚太地区因此既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，也成为地缘政治与产业竞争最激烈的前沿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2026 APEC“中国年”，意义早已超出一场区域经济会议本身。它更像是一次关于未来全球化方向的压力测试——当世界日益碎片化，亚太是否仍然能够维持开放体系的基本结构？而中国又将在这一不断重组的区域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？
第三次进入APEC“中国时间”
1989年11月，冷战尚未真正结束，全球化浪潮已开始在太平洋两岸涌动。
澳大利亚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以及当时的东盟六国的部长级官员齐聚堪培拉，共同推动成立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——APEC。
彼时，没有人能够完全预见，这个最初旨在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的论坛，会在此后30多年间，逐渐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协调平台之一。1993年建立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机制后，APEC的角色开始发生质变。它逐渐成为协调亚太经济议程、塑造区域合作方向、平衡成员利益的重要政治经济舞台。
今天，APEC覆盖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带。21个成员经济体横跨亚洲、美洲与大洋洲，贡献了全球近六成经济总量和接近一半的国际贸易。
过去几十年，APEC所倡导的“开放地区主义”，曾深刻影响全球化进程。自由贸易、跨境投资、供应链协同以及区域互联互通，一度成为亚太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。从制造业扩张到数字经济崛起，从港口航运网络到跨国资本流动，APEC不仅见证了亚太地区的崛起，也参与了这一进程。
据多方统计，在APEC框架推动下，区域整体关税水平已从20世纪末接近两位数的水平显著下降至个位数区间，贸易与投资壁垒持续降低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。同时，在“协商一致”“自愿推进”“开放地区主义”等原则下形成的“APEC方式”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成员之间的发展差异，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提供了相对灵活的参与空间。
而中国，几乎完整参与了这一历史轨迹。
自1991年加入以来，中国一直积极、深入参与APEC各领域合作，为推进APEC合作进程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。中国加入时，APEC还未加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。
1993年至2025年，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了历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。
在此期间，中国曾两度主办这一机制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：2001年10月，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之时，中国正处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前夜，全球化叙事处于上升周期；2014年，APEC在北京召开时，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尚存，区域合作开始更多被赋予制度协调与规则塑造的意义。
2026年，世界第三次迎来APEC“中国时间”。
根据官方信息，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行。全年，中国将在多个城市举办约300场相关会议与活动。
2026年APEC第一次高官会上，中方面向各经济体介绍了APEC“中国年”的重点工作：树牢“一个目标”，重温亚太合作初心，着眼APEC未来发展，推动今年领导人会议发表一份方向明确、内容丰富的成果文件；探索“两条路径”，积极拓展亚太自贸区建设路径，推动制定互联互通升级版蓝图；加快“三个转型”，以创新推动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转型；深化“多元合作”，兼顾APEC成员多样性，围绕与发展相关的治理问题，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。
APEC“中国年”的议程，正在以一种高度密集而近乎连续推进的方式展开。高官会是推进APEC合作、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，今年2月、5月、8月分别在广州、上海、大连举行三次；部长级会议负责推动APEC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进程，今年5月至10月，将在各地举办约10场专业部长会，涉及能源、交通、数字经济、粮食安全、人力资源、贸易、财政、旅游、中小企业、妇女等多个领域。
关乎全球的系统性变量
2026年的APEC，置身于一个与其诞生初衷所对应的全球环境显著不同的时代。
表面上，全球经济仍在运转，但其底层秩序正经历持续重组：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政策更为频繁地出现，地缘冲突的外溢效应持续冲击贸易与投资流动，能源与粮食安全问题在多地区交织发酵，共同压缩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确定性空间。
在2月于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的2026 APEC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上，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表示，APEC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共同的发展挑战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、去全球化以及经济和技术民族主义正在重塑跨境资本、商品和人才流动。
他表示，全球经济日益碎片化，使得增长路径更加复杂，贸易、投资和创新越来越受到政治和战略因素的影响。
在这一宏观背景下，亚太地区虽继续展现出相对韧性，维持全球增长引擎的地位，但其所依赖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且不可预测。
今年5月，APEC政策支持部门主任卡洛斯·栗山在发布最新一期《APEC区域趋势分析》时表示，亚太地区2025年经济增速预计为3.3%，较此前预期3.2%略有上调，但这一数字掩盖了增长结构中的分化与疲态。
在能源价格上行、外需走弱、供应链扰动持续以及各经济体政策空间收窄的多重压力叠加下，增长动能正在逐步减弱。报告预计，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在2026年放缓至3.1%，并在2027年进一步降至3.0%。
栗山指出，超过半数APEC成员经济体的产出增长正在同步放缓。在21个成员经济体中，今年预计有13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低于去年水平。
“这并不是一次突发性下滑，而是增长势头的逐步减弱。”在栗山看来，尽管短期韧性仍然存在，但能源冲击的传导效应、全球需求结构性走弱、供应链持续扰动以及政策缓冲空间收缩，正在共同延长亚太经济中期前景的不确定周期。
但不可否认，亚太地区仍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极。
从总体规模看，APEC经济体合计贡献全球约六成GDP与近一半贸易总量，中国则是这一体系中最核心的贸易枢纽之一。更关键的是，跨区域供应链的高度嵌套，使得亚太内部的稳定性已不再只是区域议题，而是直接影响全球通胀、产业周期与增长预期的系统性变量。
合作机制的稳定力量
当保护主义政策回潮、地缘政治张力上升、全球经济治理陷入碎片化倾向之际，APEC这种以“对话而非对抗”为基础的多边平台，其功能正在被重新发现：它不再只是推动自由化的机制，更是在分化世界中维持最低限度经济连通性的制度空间。
在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“重振APEC：迈向亚太共同体愿景”分论坛上，这一判断得到多方呼应。与会嘉宾普遍认为，在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，APEC在促进区域合作与稳定投资预期方面的作用，反而更加凸显。
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表示，随着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，以及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更大压力，APEC的制度价值正在强化。“APEC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放、有活力、具有韧性的亚太共同体。”他说，“关键在于各经济体通过持续对话与政策协调，把这一平台维持为一个稳定、可预期的合作空间。”
而这种“可预期性”本身，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中就已是稀缺资源。
加拿大商业委员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·海德指出，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，但全球化逆风正在改变资本配置逻辑。他强调，各经济体需要通过更具体的合作成果来重建信心，从而增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，并为就业与增长提供支撑。
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·古铁雷斯则从更宏观的视角指出，亚洲经济体量的持续扩张，正在改变全球增长版图。“围绕贸易新格局与技术变革开展更深入对话，将有助于推动亚太一体化在复杂环境中继续前行。”他同时表示，中国再次主办APEC会议，本身就释放出一个具有建设性的信号。
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则将当前局势描述为一个“更需要规则与合作的时期”。在他看来，地缘政治紧张正在侵蚀地区稳定基础，而APEC恰恰应当在此背景下强化多边主义的实际功能。“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，合作机制本身就是一种稳定力量”。
“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关键性意义。”澳大利亚气候能源金融智库负责人蒂姆·巴克利如是说。
正因如此，2026 APEC“中国年”被赋予了更复杂的现实意义，其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会议将达成多少共识，而在于它能否在分化加深的国际环境中，重新证明开放、互联与合作仍然具有现实可行性。
按照既定安排，2026年主题是“建设亚太共同体，促进共同繁荣”，优先合作领域聚焦开放、创新、合作。而今年亦恰逢中国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中国方面希望以自身发展进程中的新变化，为亚太乃至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能与合作空间。
去年，习近平主席在韩国庆州APEC会议上指出，中方愿以担任明年东道主为契机，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。这为2026年主办APEC会议指明了方向，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在此基础上，相关成果正加快酝酿并逐步清晰。近日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2026 APEC第二次高官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表示，围绕今年办会主题和优先领域，中方正积极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，将以《APEC领导人深圳宣言》为平台，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，围绕贸易、联通、创新、发展打造具体成果，搭建APEC成员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。